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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2019-05-08

  撰文|成野

  日本人對于中國書畫的喜愛與收藏從未中斷過,而中國書畫集中東渡的大潮,當以20世紀的前30年為最。無論是明治維新后急速變革帶來的蒸蒸日上的國力,與隨之而生的富裕新貴階層的雄厚財力,還是日本對外擴張的實際進程與中國的國力衰微、文物流失等客觀條件;或是內因上的,對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的親近與喜好,以及西方歷史觀的影響下逐步建構中的中國繪畫史觀念與相應研究,都在其時的日本藏家中,興起了中國書畫搜集、研究的熱潮,并形成了相當令人矚目的收藏體系。本季中,三件重要作品將回歸于我們的視野,包括朱耷晚年寫贈友人的《柱石圖》、曾著錄出版三十余次、可稱“名件”的倪瓚《西林禪室圖》以及張大千曾對臨的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。它們都曾東渡并庋藏于重量級的私人收藏之中。文物流失本是吾國之痛,但這些藏品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珍護,完好地呈現在世人面前,亦是當世之幸。

石川舜臺舊藏朱耷《柱石圖》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朱耷(1626-1705)

柱石圖

水墨綾本 立軸

Zhu Da

Rock

Hanging scroll; ink on satin

162×48 cm

鈐印:黃竹園、八大山人、蒍艾

鑒藏印:節堂收藏之記、愉翁審定圖書

說明:是件經京都東本愿寺長老石川舜臺鑒藏。石川舜臺(1842-1931),字敬輔,號節堂。曾藏《賀知章孝經》(后歸日本皇室所有),亦曾藏半卷懷素《自敘帖》。

 

  此圖從款字與畫法看,已是八大山人晚年之作,圖中畫一石從右下向上斜出,雄勁軒昂,傲然獨立。骨線渾圓,剛韌兼濟,稍作皴擦,即以側筆斜點,枯枯濕濕,密密疏疏,于是陰陽向背,氣勢盡出。款以篆書“柱石”二字為題,當有一定寓意。或賀勛翁之前途,或賀勛翁之得子,雖非可確知,然如此命題在八大畫中則絕少。又此幅為綾本,亦是畫中少有者,識者不可忽也。

  此作曾為日本真宗大谷派僧人石川舜臺舊藏。因宗教團體強大的滲透與隱秘性,屢屢成對外擴張的先行者。而日本真宗大谷派前往中國的初衷并非如此,明治維新帶來的日本社會的全盤西化,以及與此伴隨的西方宗教在日本的盛行,以致“廢佛毀釋”,讓真宗大谷派僧人小栗棲香頂(1831-1905),痛心不已,疾呼組成中日護法同盟。明治6年經上海到北京的小栗棲在《呈龍泉寺大和尚書》中說:“方今,西洋耶穌教波及日本,大天主堂各處巍然.......香頂踏海而來,欲訪大師請問護法策”。后小栗棲患病回日,結盟未成。但三年后,真宗大谷派上海別院建立。

  明治10年(1877),本山發布外國布教事務掛陣容,掛長由支持布教的石川舜臺擔任。石川舜臺(1842-1931),字節堂,故是件有鑒藏印“節堂收藏之記”、“愉翁審定圖書”,題盒款署“節堂迂人”。石川舜臺為東本愿寺長老,明治初年曾隨真宗大谷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瑩赴中國。甲午日本戰勝后,外國布教事務已帶有鮮明的國家主義傾向,大權在握的石川舜臺伺機推行他的傳教計劃,中國傳教以前所未有之勢得到發展。其中歷經 1904 年日俄戰爭,一直發展到 20 年代。此階段逐漸失去了中日佛教相互提攜的初衷。布道自“護法”漸變為“護國”,石川舜臺為重要踐行者。或因其職務之便利,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,他收藏了不少的重要的書畫作品,如半卷懷素《自敘帖》,以及《賀知章孝經》(后歸日本皇室所有)。

 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圖為東本愿寺上海別院。(圖片來自互聯網。)

 

  日本僧侶對中國書畫的熱愛,由來已久,古渡(kowatari,12-14世紀)時期達到高峰,一直延續到近代。令人不解的是,這種對東方意境的追崇,和其時“脫亞”之訴求,以及水墨中張揚且靜謐的個體趣味,與其時正不斷靠攏的國家主義,實質上都是矛盾的。當石川舜臺見到朱耷《柱石圖》,打動他的或許是如偈語般的佛教旨趣,或是此中肅穆與堅定的力量,這可能與他自詡堅如磐石的布教之心兩相呼應。他不但鈐蓋了兩方鑒藏印,并親題木盒,以“奇趣橫逸”形容作品中朱耷的筆墨,可見他對中國書畫的了解。而從“唐畫第五十六號”這個標簽,亦可知其收藏中國書畫的體量。

 

山本悌二郞舊藏倪瓚《西林禪室圖》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倪瓚(1301-1374)

西林禪室圖

水墨紙本 立軸

Ni Zan

Meditation Room

Hanging scroll; ink on paper

畫:39.5×50 cm?跋1:37.3×49.5 cm?跋2:26.5×49.5 cm

鑒藏印:李應禎印、小華陽□經秋、石居曾賞、子唯審定、敬宗、伯未兄弟審定

說明:1.上款人“惟寅”或為倪瓚的詩友、畫友陳汝秩。陳汝秩(1329-1385),字惟寅,號秋水,臨江人,隨父移居吳中。善詩文書畫,富收藏。

2.另附一軸張祖翼長子張延厚(1871-?)、無錫華曰曾(1878-?)跋文。

3.此幅民國時有珂羅版刊行,其上鈐有“故宮博物院版權記”印。

出版:1.《支那の繪畫》,伊勢專一郎著,圖二九,內外出版株式會社,1922年。

2.《座右室》,志賀直哉編,(日本)大塚巧藝社,1926年。

3.《南宗衣缽》第四集,(日本)博文堂,1927年。

4.《日曜畫報》第60期,1929年。

5.《唐宋元明名畫大觀》,第180頁,山本悌二郎君藏,(日本)大塚巧藝社,1929年。

6.《東洋畫》,金原省吾著,第83頁,(日本)春秋社,1929年。

7.《支那古名畫》,圖178,(日本)大塚巧藝社,1929年。

8.《新編美術選集》,第4頁,靜岡教育研究所,1931年。

9.《支那名畫寶鑒》,原田謹次郎,第353頁,(日本)大塚巧藝社,1936年。

10.《中國繪畫史》(下冊),俞劍華著,第三十二圖,商務印書館,1937年初版,1954、1955重版。

11.《宋元明清書畫名賢詳傳》(第一卷)山本悌二郎、紀成虎一著,第27頁,(日本)思文閣,1937年。

12.《支那繪畫史》,金原省吾著,第361頁,(日本)古今書院,1938年。

13.《支那古美術聚英》,大阪市立美術館編纂,圖二九,長尾欽彌氏藏,(日本)株式會社便利堂,1939年。

14.《東洋美術文庫·倪云林》,堂谷憲勇著,第十五圖,(日本)有信書房,1941年。

15.《支那名畫鑒賞》,佐藤良著,(日本)帝國教育會出版社,1941年。

16.《支那繪畫史研究》,下店靜市著,圖86,(日本)富山房刊行,1943年。

17.《宋元以來名畫小集》,田中乾郎編,第12頁,(日本)株式會社文求堂,1947年。

18.《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·元畫》,鄭振鐸編,第101頁。

19.《中國畫家叢書.倪云林》,鄭秉珊著,圖九,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,1958年。

20.《大風堂長物.宋元以來名畫集》,張大千著,圖一一,中華書局,1976年。

21.《中國繪畫史》,俞昆著,第四十一圖,(臺灣)華正書局,1984年。

22. 《古今百家國畫名作欣賞》,第138-139頁,學林出版社,2000年版。

23.《中國畫技法》(第二冊山水),白雪石著,第133頁,人民美術出版社,2002年版。

24.《中國歷代畫目大典》(遼至元代卷),周積寅、王鳳珠編著,第447頁,江蘇人民美術出版社,2002年。

25.《中國名畫遺珍》,第101頁,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,2005年版。

著錄:1.《澄懷堂書畫目錄》(卷二),山本悌二郎著,第41-43頁,(日本)文求堂,1932年。

2.容庚《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偽作》,《嶺南學報》(第八卷第二期),1944年。

3.《日本現在中國名畫目錄》,第94頁,臨川書店,1975年。

4.王伯敏《倪瓚山水畫的空疏美》,《新美術》(總第59期),中國美術學院,1994年。

5.《鄧以蟄先生全集》,第334頁,安徽教育出版社,1998年版。

6.《倪瓚研究》(朵云軒62集),第115頁,上海書畫出版社,2005年。

7.《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》(卷四-卷六),上海文藝出版社。

 

  到 20 世紀初,隨著兩國政治、經濟形勢的改變,日本入藏中國書畫的狀況和收藏群體,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,其時清王朝暮氣沉沉,辛亥革命后,陷入漫長的軍閥混戰,而日本國內則是大正時期(1912-1926),國家逐步富裕,以實業家、銀行家為代表的新貴階層對收藏有巨大需求。這一浪潮的另一推動力來自于當時中日學者之間更為密切的交流,尤其稱之為“前藝術史家”(proto-art-historians)的那些人,他們在中國繪畫史的建構方面作出了初步嘗試。1920年代中國出版的中國美術史受惠于日本學者的早期研究之處頗多,同時還通過日本間接地接受西方歷史發展觀的影響。在日本,對這些新的歷史論著以及對此前所有相關知識的講演、期刊的學習理解,使得貲力雄厚的日本藏家開始認識到,原來自己的中國畫藏品存在著巨大的空白(見《高居翰:中國與日本在收藏上的異同》)。在內部的推動力,與對外擴張的實際進程,以及扶植偽滿洲國等客觀條件下,日本藏家以雄厚的資本大肆收購中國文物,并請當時的漢學研究專家,如內藤湖南、長尾雨山以及旅居日本的羅振玉等充當顧問與中介,興起了中國書畫搜集、研究的熱潮(見馮朝輝《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書畫文物收藏》)。其中比較有名氣的收藏家有上野理一、阿部房次郎、原田悟朗、住友寬一、黑川幸七、藤井善助、橋本末吉、小川為次郎、菊池惺堂、須磨彌吉郎、林宗毅、矢代幸雄岡村商石、池部政次等,以及本季倪瓚《西林禪室圖》舊藏者山本悌二郞,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的舊藏者高島菊次郎。

  倪瓚《西林禪室圖》,水墨紙本,繪茂林修竹,茅屋數間,高人閑坐其中。題曰:“惟寅徵君命寫西林禪室。倪瓚。”惟寅為雲林友人,性情相投,故雲林多有書畫寫贈。張延厚(1871一?)于題跋寫道:“(惟寅)蘇門高士,畫著色山水,力追二李。洪武初用人才,徵以母老力辭,其性情與云林有針芥之合。宜云林作畫一筆不懈如此。”

  《西林禪室圖》是流傳極廣泛、認知度很高的一件作品。至今可見鈐有“故宮博物院版權記”的民國珂羅版。此作出版著錄逾30次,上世紀20年代,就曾多次出現在研究中國美術的書籍當中如《支那の繪畫》、《座右室》、《南宗衣缽》、《唐宋元明名畫大觀》,后又見于《中國繪畫史》(俞劍華及俞昆版)、《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》、《中國畫家叢書》、《中國歷代畫目大典》等重要出版物中。

  上世紀20年代,當此作以照片和珂羅版的形式為中國鑒藏家們所初見的時候,它已入藏于日本重要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郞的澄懷堂中。如果石川舜臺的收藏只是一個引子,澄懷堂才是大潮的親歷者。山本悌二郎(1870-1937),為新興實業家、政治家的代表,號二峰,齋名澄懷堂。曾歴任日本勸業銀行、臺灣制糖社長、糖業連合會會長等,后連續當選眾議院議員,最后更成為了田中義一、犬養毅內閣的農相。

  山本氏為重要的中國書畫收藏家,澄懷堂之所以聲名赫赫,首要是因為收藏數量之巨,質量之高。于1931年編成《澄懷堂書畫目錄》 共12卷,內收所藏書畫共1776件,上起敦煌石室寫經,下迄清末書畫,無不精珍,現藏于他所建澄懷堂美術館內。此外,除卻他自身對中國藝術的了解之外,在長尾甲的聯系下,山本與許多中國書畫家與鑒定家友善,吳昌碩曾隔海為山本悌二郎治印、書匾,也為其書畫收藏題跋。其所藏《米芾樂兄帖》的吳昌碩題跋,應該就是在此脈絡下所進行。

 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圖為山本悌二郞。(圖片來自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)

 

  山本悌二郞為戰前中國書畫收藏的代表人物,他有雄厚的財力,在政商及文化界皆有一定地位,他醉心于收藏中國藝術品,并堅信日本對中國藝術有天生的了解與親近,以及“善意的出發點”。山本修之助撰寫的《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先生》一書中記戰前“其在上海書畫商店打聽到數包貨物都是打算運往美國的古畫時,便在未查看內容的情況下將之全數買下”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對于令中國人痛心的戰前文物流失的情況,日本則有截然不同的聲音,比如內藤湖南就曾說“中國在那樣的狀態下,貴重文物接二連三流出海外,我們得設法將它們保存在同屬東亞的文化圈,并且是很久以前就有著深厚關系的日本才是”, 20 世紀初日本紡織業巨頭阿部房次郎在當時中國舉辦的“天津賑災展”上就收購了不少,后來其在所著《爽籟館欣賞》(第一輯)序言中寫到“東亞古美術中又以中國美術的成就最高。這樣的中國美術品在兵亂中散佚毀壞,著實令人難以忍受”(見馮朝輝《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書畫文物收藏》)。雖然這種言論很難被危局中的中國民眾所接受,但確是其時日本收藏界極為主流的聲音。

 

高島菊次郎舊藏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

 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石濤(1641-1707年后)

山水花卉冊

水墨紙本、設色紙本 冊頁(十開)

Shi Tao

Landscape and Figure

Album; ink or ink and colour on paper

32.5×24.5 cm(每幅)

說明:是冊曾經清人戴植(培之)及日本著名實業家、書畫收藏巨擘高島菊次郎收藏。

 

  繼“澄懷堂”后,高島菊次郎的“槐安居”為收藏界又一巨擘。此季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為其舊藏。

  1928年,張大千于日本京都嵐山見到一本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,他應該很喜歡這套冊頁,所以臨了其中八開,寄與夫人黃凝素。他的臨本《為黃凝素作山水花卉集錦》,曾于2010年,在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中以逾900萬人民幣的價格拍出。(參考圖)

  而今季,我們有幸見到其時大千所對臨的原件: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,紙本,作山水人物、花卉各五開。其中三開淺絳山水高士漁人或策杖行吟、或閑坐舟中、或清溪垂釣,“流水寒云冷”一開以局部的色彩渲染,調度夕陽斜照漁人晚歸的氛圍,荒率蒼茫之余,又得見安祥靜謐的意境。另有墨筆一開截取孤峰,款署“大滌山人”。從此冊署款和所繪客體來看,應作于1692年自北京回揚州之后。冊中五開花卉多以沒骨為之。畫中題識書法包括隸、篆、行草、小楷等,且題字位置根據畫面調整變化,每見匠心。

  兩相對照,大千臨本僅構圖略作變更,但畫面內容和細節處理都極似,只是細膩處多見大千柔媚豐腴,而逸筆處石濤的蒼勁老辣則立顯。如此細致的臨摹,又千里寄予愛妻,可知大千對此冊的認同與喜愛。

  石濤《山水花卉冊》曾經戴植(清道光間,19世紀)遞藏,字培之,號芝農,一號成芬,別署誠庵、芝道人、聽驪館主人、培萬樓主人、翰墨軒主人等,江蘇丹徒人。其“翰墨軒”、“心太平軒”、“培萬樓”收藏書畫和古籍,稱極一時。其所藏書畫后來大都歸于上海博物館。

  此作后由日本著名實業家及書畫收藏巨擘高島菊次郎收藏。高島(1875-1969),福岡縣人。1900年畢業于東京高等商業學校,先后入職大阪商船、三井物產等公司,期間多次被派駐香港、臺灣、大連等地;1912年,入王子制紙公司;1939年升任社長,同時擔任工商界多所公司代表人。各地輾轉的工作經歷,讓他通曉中文。1942年末辭社長職,赴滬任華中振興會社總裁。華中振興會名為公司,實際卻是日本政府在上海的代理機關,緊扼經濟實業命脈,保證一切都符合日本統治的國策。高島位高權重,他的公館里總有中日兩國軍政商界的要人出入,除了周佛海、梅思平、林柏生等政要,還有文化界的書畫家。

 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圖為高島菊次郎(圖片來自與東京國立博物館)

 

  高島嗜收藏,自1922年起搜求,1936年和1937年是他購入藏品的高峰時期,當時也正值其事業巔峰,他為自己的藏品室取名“槐安居”,也是為了紀念“制紙王”的人生經歷。高島的收藏和當時社會潮流緊密相關。大正初年至昭和的短暫時期,是辛亥革命后中國處于社會動蕩的時期,日本在中國東北扶立偽滿洲國,促使大量中國珍寶通過關東軍之手流入日本的古董市場,高島便有更多購入中國書畫的機會。1965年,高島將所藏的中國書畫、碑帖等277件文物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。后來,其夫人、兒子陸續捐贈了68件。如著名的朱熹《草書尺牘》卷、趙孟頫《蘭亭序十三跋》、鮮于樞《十詩五札》卷。

 

嘉德通訊125期· 拍場擷珍 來自東瀛的收藏 戰前日本的書畫收藏與春拍中的三件重要作品

參考圖:張大千《為黃凝素作山水花卉集錦》,1928年作。(2010年嘉德秋拍Lot1178,9,296,000人命幣成交)

 

  若張大千所記無誤,此冊1928年前已在日本,或為高島早歲搜求,或此冊其時藏于京都其他藏家之手,特請大千掌眼。此中因緣不可盡知。大千于石濤用力極深,所摹甚眾,而臨本與摹本,皆可完整得見,遞藏與線索又都如此清晰,市場著實罕見。自原件到臨本,“一碧嵐光”一開中嶙峋孤傲的舟中老者,變作了大千筆下圓潤閑適的樣貌,蓋年歲心境不同之故。如此,又多了筆墨之外的趣味。

  自明治維新之后,隨著中國書畫大批涌入日本,形成了廣泛的中國書畫收藏群體與極具規模的中國書畫體系。從石川舜臺、山本悌二郞到高島菊次郎,他們代表的是僧侶、實業家、與軍政界聯系更緊密的新貴階層。當然,不管是否存在“保存在同屬東亞的文化圈”的初衷,或是現實的“文物經偽滿通過關東軍流入日本古董市場”這一無法遮掩的路徑,文物大量流失的實際情形,對于國人而言必然是剜心之痛。而無論如何,這些作品經歷近一個世紀的珍護,完好地呈現在世人面前,亦是當世之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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